今日重提旧事。与我同班的有一人，与我小学和幼儿园也都同班，自然是记得我的事情的，将那时引得众人发笑的故事重提起来，确实也能搏得今日的众人大笑，权当消遣。故我那不堪回首之往事，也都从我内心深处那混沌的黑暗中拉了出来，曝尸于大庭广众之下。
我那时仍还在笑，同往常一样，可那笑终究是没有底气的，在我的内心中那种童年时的恐惧又回来了，那种恐惧已经刻进了我的骨髓，深深融入在我所处的场景中——那名为故乡的道路，那名为童年的公寓。
童年那层温情脉脉的外衣已经被撕下来了，那里面怪物般的痛苦的回忆，又重新涌上来了，叫我的灵魂沉浸在黑暗之中，永恒地为存活而挣扎。
自然，他就提起了我跳楼的那日，我就不加双引号了，因为跳楼确为事实。
于是一切都回到了我的眼前，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二日，我生日之前的两日。那本是个上海的明媚的春日，教室外面的绿叶，那叶子是童年的事物特有的明亮的绿色的，同那时鲜艳的红白色的墙，和洒在每个角落的盛大的阳光。
那是下午一节寻常的自修课，不过本来不是自修的，大抵是什么副科——或许是“品德和社会”改成的自修。
总之，我选择自我毁灭的理由是很简单的——那是和我的同桌对了下那日的作业，我叹道：“啊！为什么这么多！我以为没有的啊！该死！死了算了！”
人活着本就不需要什么理由，死也的确不怎么需要。总之，我决计要死了。
年轻人总是比老人更有决断力的，那对于儿童而言，更是言出法随——其实，我大概也不是言出法随的人，总之那日是少有的情况：我真的执行了我胡乱发的誓言。
我仍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几步就到了窗前，大嚷到“我要跳楼！”。于是我真的开始跳了。在我眼前的是斑驳的墙面和上面的到我胸部的窗台。我一只脚就迈了上去，可那窗台终于是太高了，没法自然的让我的另一只脚上去。于是我的另一只脚打滑了一下，终究是没能立刻跳下去。
忘记说了，我们的教室是在二楼的。
而大家在自修课的沉寂中，总算是看到了什么新鲜的事物，于是都大笑起来，看喜剧也是没这般效果的，因为笑是来自于未曾预测到的反差之中，而一个生命随意的消逝想必是最大的无可预计的笑料。倘若一个人的死亡有什么严肃的部分的话，一个本就举止乖张的孩子大叫大嚷的行径、夸张而滑稽的动作和反常识的自我终结方式也早就将其解构掉了。我记得很清楚，坐在窗旁的那个女生，平常不怎么爱笑，不过那日笑得极为灿烂和开朗——我现在想，我的死亡若是能带来一时的欢乐，或许也算是死得其所，总比那叫人悲伤的死亡要好的。
我的人生本就如此荒唐，而这事情更是荒诞至极，不过他们是不知道事情原委的，只是见得一个疯子在完成一场喜剧表演，自然引得众人发笑。小说家笔下的人物，总在酝酿了很久之后，再以死亡的方式完成一场悲剧；至于我的话，则不需要什么酝酿，就让所谓无价的生命轻飘飘的逝去了，倒也可算是不自知的虚无主义的践行者。
我是楞了一下的，我看着我的同学的反应，我是没有预期到的，大家都只是在笑，如此的统一，文雅的人是捂着嘴笑，粗俗些的男生则放开声来，仰倒或是趴下来。或许我只是想表演，只不过这次是以我的生命为表演的赌注，不过这又如何呢？我大抵是要从楼上掉下去了。总之，我脑海中是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高尚的想法的。我只是单纯的在完成对于二年级男生有些挑战的翻越近一米高的窗台的任务，这项我生命最后的任务。
我记得，有一位男生——我至今仍然牢记他的姓名，飞奔上来，把我拉了下来，在我不舍地从我的死亡中离开后，就被班主任拉走骂了一顿，然后是隔壁班的班主任，然后是校长；然后之后，就是一些黑暗的谈话，大抵就这样终结了那一日。
我想，我本在那刻就该如同喜剧舞台上的小丑死掉的，除了留给我的父母和祖父母创伤以外，什么都留不下来——当然今日也是什么留不下来。但那时他的飞奔和拉拽，叫我多在这世界上苟活了又九年，若是再选择死去，倒也是对不起他那时的善意。于是我就无耻地背叛了自己的誓言，勉强苟活至了今日。
写在后面
写作此文时，我的内心是煎熬的：一方面，我那时的精神一日比一日衰颓下去，叫我不禁又去玩弄“最终解决方案”的想法。另一方面，我本就是沉浸在自我的叙事和滤镜中的高中生，很难客观地重现那曾经真实过的童年回忆。
因此，本文的写作者是不那么真诚的。不过我倒也不敢指责自己胡乱编造——归根到底，我已经尽量忠于事实了。
我现在是觉得，这类回忆录，要是写成小说，就可以肆意地更改记忆里已然模糊的细节，从而更好地达到某种目的。不过，要是能将混沌的世界地细节真实地再现，可能也是一种论述效果。
至于在高中生的自怨自艾又自觉高明地论述地外表下，五月十二日的二(3)班教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也仅有我一人仍然挂念了。
总之，本文若是断在这里，则略显仓促。（下）篇的结尾，则原是本篇的结尾。若此文确有读者，请务必读完这个故事。